文 / 廖芷瑩
〈我是灣生，家在哪？〉
追逐兔子的那座山
釣小鯽魚的那條河
至今仍然出現在夢境
那難以忘懷的故鄉
父母親現在生活過得怎樣呢
朋友們都平安無恙吧
日本童謠《故鄉》（故郷, ふるさと）：前半段歌詞
電影《灣生回家》.一開場，歌聲帶出上頭的歌詞，也道出這部紀錄片想講的核心主題：故鄉。幾個老人在鏡頭前面緩緩地訴說一段又一段自己童年，關於台灣的故事，也講到移民的辛酸，無法回鄉的思念，還有面對時代歷史的無奈。
故鄉是什麼？什麼可以被稱為故鄉？
灣生，日本原文是「台湾からの引き揚げ」意思是在日治時期，1895到1946年間在台灣出生的日本人，包括台日通婚所生下的子女。[2]日本殖民台灣時，雖然初期政治動盪，社會不安，甚至財政拮据到差點要以一億日圓把台灣賣法國，然而關於號召日本「內地」人到台灣開墾這件事情，日本政府的政策從未更改過（田中實加、杜正宇，2015）。因此當時，不論想當勞工或來投資企業，許多日本人夢想到南洋的「國土」─對當時日本人而言，台灣是國土的一部分─另闢一天地。日本人來台後，在許多地方建設了[3]移民村（也稱[4]殖民村），殖民政府[5]從1909年到1918年[6]開始積極介入移民措施，以台灣東部為主要移民計畫居住地，共帶來1700人左右的移民；到了1932年，台灣總督府繼續推廣西部移民政策。此情況一直到1942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，才緩和下來。這些移民村當中，當然也包含了紀錄片所拍攝的花蓮吉野村。許多灣生的家庭在此耕種、與當地住民一起生活，開墾山林，筏木作工，想像新的家園，盼望新的蓊鬱未來。
然而，誰知道，在1945年日本於第二次世界戰敗投降後，在台日人及其家庭被召喚回國，也就是強迫被送回日本。就算原本有些日人想自我放棄國籍，留於熟悉的成長地，台灣，繼續他們的人生，但是迫於國情之間的無奈，國民政府堅持在台日本人須全數歸返，例如吉野村村民就在1946年2月突然接到即將被強制返國回日本的召集令（田中實加、杜正宇，2015）。在大環境下，據統計，當時亞洲各地日本人的「引揚」（返國），成為20世紀的重大史事，高達六百萬（6,160,615）的日本人渡海返國，可以說是近代史內的大規模遷徙事件之一（田中實加、杜正宇，2015）。而灣生們，也就因為時代的潮流，無奈的離開他們心裡認同，回到日本繼續生活。搭著船，他們在海上失了根，隨著浪花一波波，心情起起蕩蕩，許多歷史也就被遺留在海底，上不了岸。
紀錄片《灣生回家》就是訴說這群人的故事，帶觀眾看見時代得遺痕，探索小人物背後的辛酸，還有在大歷史的縫隙下，他們如何生活及尋找認同的經過。
〈生於溫暖長於寒〉
《灣生回家》奠基於製片：田中實加經歷十二年努力的資料蒐集，加上導演黃銘正的拍攝經驗熟稔，讓這部電影成為一部內容豐厚，敘事感人，影響觀影人深刻的紀錄片。
大歷史之下，總有太多小人物的生命與家庭使促成新世界的誕生。灣生即是二戰大歷史後的其中一小部分，他們不同於其他日本人對於家鄉的認同，如影片當中，有位灣生，家倉多惠子的兒子描述自己的媽媽：「灣生生在溫暖的台灣，來到日本一定很冷吧！我母親這輩子，都在思念著台灣。」灣生無法歸鄉或定居在台灣，成了永久異邦人。他們因思念被卡在歷史裏頭動彈不得。
寒冷的日子，還因為國家體制要他們回歸的國度。[7]關於灣生的認同，在日本人的圈子中，如果指他人如此，時常可能有侮蔑及揶揄的使用，指自己的時候常有害羞不好意思。只有少數時候才用來表示驕傲（鳳氣至純平，2005）。也如紀錄片中，已經是老奶奶或老爺爺的灣生們所陳述的：就算回去日本，日子也是不好過，有的甚至還經歷許多次的搬家或換工作，通常也不富有，因為當時返日的人們，身上只能攜帶1000日圓上船，所以初期的日子大家都很難熬（田中實加、杜正宇，2015）。除了經濟層面外，文化上，灣生也如前述，很容易因為口音不同（灣生的日文口音常被土生土長的日本人一聽就認出）被歧視，就如電影裏頭，愛看書且當過教師的冨永勝先生所描述的，自己因為口音被取笑，而發憤圖強，拼命讀補修日文。也許這樣的積極，是在困境之下，特意逼迫自己融入既有社會的辦法吧，然而對於自己身分的認定或驕傲，卻無法向那時代同一族群的人表達，更何況是感傷與思念了。戰爭與其國族認同所帶來的壓迫，讓太多人一輩子都無法自己為生命做決定。
〈異鄉人的思念築成了家鄉〉
即使被雨淋被風吹
也會懷念起我那故鄉
我在心中發誓
哪天一定要回故鄉去
那個群山蒼翠的故鄉
那個河水清泠的故鄉
日本童謠《故鄉》（故郷, ふるさと）：後半段歌詞
在許多論文中可以看見，一些後代人─不論是研究者或移民者的子孫─為了探尋歷史意義或幫家族尋根，紛紛在半個世紀以後埋首文獻及訪談之中，耐心的梳理歷史脈絡。藉由一次又一次的小人物訪談，重新為大歷史拼湊出更完整及細膩的圖像。
在大時代的引導下，關於移民的故事及軌跡或許可以拼湊出另一顆地球。像是不同於《灣生回家》從台灣人變回日本人的心路歷程，2016年的紀錄片[8]《海的彼端》則是講述1930年代到沖繩島八重山開墾的台灣農民及其家族故事，從中可以窺探台灣家族至另一個海島闢跡的辛酸史。兩段歷史都發生在20世紀初期，這些歷史遺留的碎屑，也許提供給我們另一個關於故鄉及國家的想像。
大歷史之下，人們的認同成了錯綜複雜的謎題，擁有太多國族和地域間的模糊地帶：像是一些灣生認為台灣才是自己的故鄉，但或許回日本後適應的不錯的灣生家族，也許他們會有不同的看法。然不論如何，關於什麼是鄉愁，我想對影片中的人而言，除了歷史下對他們個人國籍的定位外，更深的還有心理上，對文化根源的歸屬，有時是超越地域劃分的界線。也因此，造就了現在世界中難以被清楚評判及定義的認同。
<補充>
<相關報導>
[6] 在1909年的官營移民之前，日本政府早就已經獎勵了私營的移民事業。當時申請的有38件，然而被審過的只有台灣第一個移民村：由賀田金三郎所經營的「賀田組農場」而已。且加上移民事業需要大量人力及資金，很多時候非私人所能負荷。另外，在私營農場工作的農民多非自耕農，所以常受到生活及工作上的壓迫。日本政府於1909年後，即較積極推廣官辦移民。黃蘭翔，1996，花蓮日本官營移民村初期規劃與農宅建築，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第三卷第二期。P.54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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